高速发展的背景下,全球贸易格局正面临新一轮挑战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中国以新质生产力、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智能经济,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动力,并提供更多发展机遇。
世贸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·拉米(Pascal Lamy)在接受南方财经记者专访时指出,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,部分就来自其贸易政策措施——更开放的市场促进了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。
拉米还表示,中国的宏观经济战略保持稳定,“在生产、国内消费和出口之间寻求新的平衡”。他认为,中国一路走来的成就,既得益于体制具备制定战略并持续贯彻执行的能力,也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这一宝贵起点。
针对全球贸易面临的新挑战,拉米指出,地理政治学事件仍可能会产生全球性冲击。以当前美伊局势为例,其通过影响海湾地区石油流动所引发的油价冲击,已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。他认为,能源流动高度全球化,即便全球对化石燃料依赖会降低,总体依然较高。类似事件若持续数月,将对全球经济造成广泛影响,但短期冲击的影响相对有限。
面对全球化与日新月异的发展,拉米认为,数字化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,因为它将“距离成本大幅度降低,甚至使其趋近于零”。但尚缺乏全球统一标准,“短期内可能加剧数字世界的碎片化趋势”。他强调,这些新技术正在塑造全球贸易的新阶段,也对各国协调治理提出挑战。
帕斯卡尔·拉米:我理解的是,中国的全球宏观经济战略保持不变。这一战略主要是在生产、国内消费和出口之间寻求新的平衡。
南方财经:中国已经正式对外发布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。你怎么样看待这一个五年规划?
帕斯卡尔·拉米: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成功,其重点是中国体制具备制定战略并持续贯彻执行的能力。
当然,中国市场自身的规模也是一个极为宝贵的起点,这就像航空母舰与小船之间的差别。中国能取得这一成就,是基于一系列特定条件,而这些条件可能没办法被其他几个国家复制。
南方财经:根据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,中国将逐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,你认为这对全球贸易意味着什么?
帕斯卡尔·拉米:贸易问题既有属于微观经济的部分,也有属于宏观经济的部分。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,部分就来自其贸易政策措施——更开放的市场, 促进在商品或服务等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。不过在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。中国能更加进一步开放,尤其是在服务业。因为中国在工业领域相对开放,但在服务业还有所欠缺。
帕斯卡尔·拉米:与过去相比,这类现象确实有所增加,但在国际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仍然不大。
诚然,地理政治学与地缘经济之间的平衡已发生变化:地缘经济的理性有所减弱,而地理政治学的非理性因素有所上升。一些国家开始将贸易工具化、武器化,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域外制裁就是典型例子;欧洲国家近年来也对俄罗斯采取了类似做法,而这样的一种情况在二十年前并不明显。
因此,相关趋势确实存在,但从整体贸易格局来看,这类现象仍属边缘。国际贸易总量依然在持续扩大,这与“世界正进入去全球化时代”的观点并不一致。就我个人而言,我也始终不认同这一判断。数据表明,尽管当前国际局势动荡、重大冲突仍在发生,全球贸易仍保持增长,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球长期资金市场运行的内在逻辑。
不过当前伊朗局势,其通过影响海湾地区石油流动能力所引发的油价冲击,已构成一个全球性问题。因为能源流动是高度全球化的经济领域,尽管与十年或二十年前相比,全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会降低,但总体依赖程度依然较高。
类似事件将对全球化及国际贸易产生冲击,其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维持的时间。如果冲击持续时间比较短,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相对有限;但如果持续数月,则可能带来更严重且广泛的负面影响。遗憾的是,对于这一问题,我无法给出简单明确的答案。
南方财经:除了地理政治学冲突之外,人工智能正成为影响全球贸易的另一个主要的因素。你怎么样看待人工智能的作用?将如何在未来塑造全球贸易?
帕斯卡尔·拉米:一方面,人工智能作为重要的技术推动力,正慢慢地加强国际交流与要素流动。随着数字化和AI的发展,跨境交流与贸易有望进一步提速与深化。但另一方面,与航空领域已形成全球统一安全标准不同——任何飞机在全世界内运行,都一定要符合统一的安全与安保规范——AI领域尚缺乏类似的全球性规则体系。
由此产生的悖论在于:人工智能一方面推动国际化进程,另一方面却可能加剧数字世界的碎片化趋势。
从长远来看,为扩大人工智能的可及性并确保其安全使用,各国有必要在伦理与治理等关键议题上加强协调、寻求更多共识。但就目前而言,这一目标仍未实现。
帕斯卡尔·拉米:我认为,数字化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动力,原因主要在于它将“距离成本”大幅度降低,甚至趋近于零。在人类历史上,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,距离始终是最主要的障碍之一;而当这一成本被极大压缩时,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。因此,数字化具有极其强大的推动作用。
从整体趋势来看,当前全球化已进入一个不同于过去的阶段。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,全球化曾经历快速扩张期,这一进程能够最终靠贸易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(GDP)之比的显著上升来衡量。随后,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,其增速逐渐放缓。而在当下,全球化并未出现逆转,但已呈现出“平台期”特征,即整体趋于稳定而非持续加速。
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在于,过去通过生产体系分工和供应链细化所带来的效率提升,已在相当程度上接近上限。当在既定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下进一步压低成本的空间逐渐收窄时,规模经济效应也不再持续按比例扩张。
在此背景下,当前全球化动能已不再主要来自于新一轮供应链的大规模扩张——尽管这种扩张仍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存在。与此同时,意识形态、安全与风险考量等因素日益凸显,“以防万一”正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取代“准时制”模式。这些变化共同导致了全球供应链扩张放缓,甚至会出现平台化的趋势。
南方财经:随着全球南方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力不断的提高,应当如何构建一个更加公平与更平衡的国际贸易秩序?
帕斯卡尔·拉米:我认为在这方面任旧存在很大空间。因为贸易本质上是减少障碍。这样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关乎世界贸易组织(WTO)。尽管WTO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曾居核心地位,但由于多种原因,其影响力已逐渐下降。首先,一些国家开始与原有规则保持距离,以美国为首,实际上已经在某一些程度上脱离了WTO框架。因此,我们不仅要关注WTO本身,更应从整体格局出发思考问题。
整体而言,关键是如何持续减少贸易障碍,以促进国际交流。如今的贸易问题不再主要是关税(除去美国的特殊情况),而更多涉及补贴与规则。在这方面,双边贸易安排并非最合适的工具。同时,这也与我所称的“预防主义”密切相关,即各国在环境、安全、安保、健康等标准上存在一定的差异,而这些超出了WTO的传统视野。这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标准化问题。
当然,WTO可当作一个便利的平台,用于标注、提出和讨论这样一些问题,但有些具体事项,例如制定统一的农药残留标准,并不在WTO的职权范围之内。
帕斯卡尔·拉米:为了让世贸组织比目前更高效地运作,其改进的重点是决策机制。
我个人认为,如果不在秘书处权力与成员国权力之间进行彻底再平衡,WTO仍将是一个决策效率极低的体系。当前的决策方式极其复杂,虽然本应由成员国主导,但在某些情况下,我认为应更多由秘书处发挥主导作用。
WTO拥有一批极其专业且能力出众的人才,他们清楚问题所在,也积极寻求改革方案,但这些努力往往因权力被保留给成员国代表而无法实施。因此,在我看来,核心问题就在于:成员国必须赋予WTO秘书处更多权威与决策权。